1955年5月，北京中南海门口来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穿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衫，操一口浓重的湖南湘乡口音，手里攥着一封信，在门口来来回回踱了老半天，最后才鼓起勇气走上前，把信递给警卫战士。信是毛主席的亲笔回函，战士不敢怠慢，当即上报，很快他就被请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笑了起来，大步迎上去握住了他的手：“世瑛兄，咱们好久不见了！”这个老人就是毛主席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同学谭世瑛。
两人坐在会客厅里聊起当年一起踢足球、一起在煤油灯下读《新民丛报》的少年往事，气氛热络而松弛。可谭世瑛的表情始终绷着一根弦，他这次来北京，叙旧是真，但他心里还憋着另一件堵了他整整几年的旧事。
话终于拐到正题上时谭世瑛的嗓子哑了，他对毛主席说，自己的两个儿子都被人民政府当反革命枪毙了，自己也被管制了一年，如今管制虽然解除了，农会却还是不让他加入。他没敢直说“你给我做主”，但毛主席当然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他不服，要讨个公道。
毛主席听完没有当场表态，他先让工作人员带谭世瑛去北京最好的医院治疗严重的眼疾，一切费用由他自己承担。
然后他做了一件谭世瑛完全不知道的事，他亲自提笔给湘乡县委写了一封信，信里只说自己当年跟谭世瑛同学过一段时间，对此人后来的经历并不了解，请县委务必调查谭世瑛及其儿子的案情，将结果如实呈报上来。
他要求“查明告我”，不附加任何立场，没有任何暗示，只有四个字，如实查明。要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做，得先回到1910年的秋天，看看谭世瑛一家对他到底有多重的恩情。
恩情
那年毛主席17岁，挑着行李走了五十里山路，从韶山冲到湘乡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却被校方以招生时间已过且不收外县学生为由拒之门外。就在他被堵在校门口的当口，国文教员谭咏春，也就是谭世瑛的父亲，站了出来。
他一字一句地跟校长据理力争：“中国学生可以去外国留学，湘潭学子为何不能到湘乡读书？我们录取的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可塑之才！”校长李元甫也被毛主席那篇《言志》作文打动，当场批了一句“学校取了个救国才”，破格拍板收下了这个湘潭少年。
入学后谭咏春担心毛主席受富家子弟排挤，干脆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也搬到学生宿舍来，跟毛主席同住一间屋子。那年冬天的湘乡特别冷，两个少年合盖一床被子，合用一盏油灯，一起读《新民丛报》，一起踢球跑步。一个学期的情谊不算长，但刻在少年骨头里的温度，够暖一辈子。
后来谭咏春又联合校长和其他几位教员，极力推荐毛主席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深造，亲手把这个乡下少年推向了一条更远的路。
四十五年之后，毛主席坐在中南海里对谭世瑛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他老先生同意我。如果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这就是恩情。毛主席欠谭家的，不仅是一个入学名额，而是一个起点。建国之后毛主席也确实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报恩。
1950年谭世瑛试探性地给他写信问候，他很快回信，言辞亲切，询问近况。此后几年间谭世瑛因为生活困难多次来信，毛主席每次都有回音，先后两次从自己的稿费中寄钱接济，数额不大，但在那个年代足够缓解许多燃眉之急。他还曾在回信中专门叮嘱过一句话：“如有所需，尚望续告。”
但恩情归恩情，毛主席在处理谭世瑛两个儿子的事情上却完全站在了另一个维度上。
湘乡县委的调查小组接到毛主席的信后高度重视，立即对谭家两个儿子的案件做了全面复审，随后将一份详细报告呈回北京。毛主席翻开这份报告，一页一页逐字看完，才终于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处理的方式
原来谭世瑛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最让他引以为傲、也最让他肝肠寸断的，正是大儿子和三儿子。大儿子谭可夫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营长，不止是挂名当差，而是实打实地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手上还沾着一桩命案。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他进行过教育宽释，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他却背过身去继续犯罪，屡教不改。
三儿子谭斗生曾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如果仅此一点或许还不至于走上绝路，但他在大哥被追查时主动替其隐瞒罪行，妨碍调查，后来又在建国后多次犯下新罪。当地政府依法将他们两人逮捕审讯，公审程序完整，定罪证据确凿，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毛主席放下报告，沉默了很久。他提起笔给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现在读起来仍然能感受到他当时的心情：语气温和却没有任何余地。他告诉谭世瑛，当地政府对你的处理是公道的，你的两个儿子确实犯了大罪，政府依法处置没有错。
他接着写道：“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
这就是毛主席为谭世瑛做的第二件事，用一封长信把国法的分量稳稳地压在了旧情之上。没有一句官话套话，没有一句对老同学的敷衍，更没有动用任何权力去更改地方政府依法做出的判决。治病寄钱是一回事，儿子犯罪是另一回事，恩情得报，国法不能碰。
谭世瑛收到这封信后没有再上告，也没有再找毛主席诉苦。他后来回了老家，按信里嘱咐本本分分过日子。
从谭世瑛到中南海叙旧，到毛主席安排给他治眼睛、掏稿费周济他家境，再到他亲自去信湘乡县委查清事实，最后用那封坦诚直白的回信告诉他“你的儿子确实有罪”，这整个过程完整地勾勒出了毛主席处理私人情谊和国家法度之间冲突时的那把尺。
帮你能帮的，查你该查的，但如果有人真的犯了王法，不管他是谁的儿子，不管他父亲跟自己有多深的情分，哪怕欠的是人家父亲的再造之恩，这把尺也绝不动摇。一个最高领袖面对老同学伸出的求援之手，还能沉住气先查清事实再讲清道理，这才是真正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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